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，邓小平与多数元帅都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——他与刘伯承搭档十余年，携手指挥刘邓大军南征北战，结下生死之交；与陈毅、聂荣臻等元帅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多次并肩协作，彼此信任、默契十足。然而，在这十位元帅里，却有一个人，始终与邓小平保持着距离，甚至一度处于对立状态，两人之间的“不和”配资服务平台，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并不算秘密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，邓小平在评价这个人时，却罕见地给出了一句客观评价：“这个人有点本事。”
这句看似简单的评价，背后藏着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交集与分歧，藏着一段复杂的历史纠葛，更彰显了邓小平“功过分开、实事求是”的历史胸襟。要读懂这句评价的深意，读懂两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需要回溯历史，从战争年代的初次交集，到建国后的疏离对立，再到九一三事件后的历史转折，一步步揭开这段尘封的过往。
邓小平与林彪，两人的革命起点相近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与行事风格，这也为他们后来的“不和”埋下了伏笔。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，四川广安人，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，回国后投身革命，先后参与南昌起义、百色起义，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为兼具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的领导人。他的性格务实果断、雷厉风行，凡事注重实际效果，不搞形式主义，无论是从事政治工作还是军事指挥，都强调“实事求是”，这一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林彪出生于1907年，湖北黄冈人，与邓小平一样，早年投身革命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，是人民军队早期的优秀将领。他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，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崭露头角，先后参与井冈山斗争、长征等重大军事行动，凭借精准的判断和谨慎的指挥，立下不少战功。与邓小平的务实外向不同，林彪性格内敛、沉默寡言，不善交际，凡事心思缜密，甚至有些多疑，在军事指挥上极为谨慎，擅长捕捉战机，却也常常因过度谨慎而错失一些机会。
两人真正的交集，始于革命战争年代，但由于战区分隔、职责不同，彼此的接触极为有限，始终未能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关系，更谈不上合作默契。土地革命时期，邓小平主要在赣南、闽西革命根据地活动，后来前往中央苏区，负责地方政权建设和政治工作；而林彪则跟随毛泽东在井冈山、中央苏区从事军事指挥工作，两人虽同属中央苏区阵营，却分属不同的工作领域，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，八路军改编为三个师，邓小平被任命为第129师政治委员，与师长刘伯承搭档，率军挺进华北敌后，建立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开展游击战，打击日本侵略者。在华北战场，刘邓大军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，先后取得了长生口、神头岭、响堂铺等战役的胜利，有力牵制了日军的兵力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。
而林彪此时被任命为第115师师长，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，1937年9月，他指挥平型关大捷，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。平型关大捷后，林彪在一次指挥作战中被国民党军队误伤，被迫前往苏联养伤，直到1942年才回国。回国后，他主要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和军队建设工作，很少再直接指挥前线作战。这一时期，邓小平在华北、华中战场浴血奋战，林彪则在延安休养、工作，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交集，彼此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“同行”的层面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两人的分工更加明确，战区分隔也更为明显，交集进一步减少。邓小平继续与刘伯承搭档，率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，随后参与指挥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，解放了华东、华中大片地区，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。这一时期，邓小平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华北、华中、华东战场，长期从事军事指挥和根据地建设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政治经验，影响力不断提升。
而林彪则被派往东北，担任东北民主联军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、第四野战军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统领东北战场的军事行动。当时的东北，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场，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兵力，试图抢占东北战略要地。林彪凭借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，在东北战场先后组织了三下江南、四保临江、辽沈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，逐步扭转战局，最终解放了全东北，随后率领四野挥师入关，参与指挥平津战役，解放了北平、天津等大城市，战功赫赫，成为解放战争中战功最为卓著的将领之一。
据史料记载，整个战争年代，邓小平与林彪正式见面的次数不过数次，且大多是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，两人之间几乎没有私下交流，也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合作。这种长期的“陌生感”，使得两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了解与信任，也为建国后两人关系的疏离埋下了隐患。毕竟，革命战争年代的并肩作战，是建立革命情谊的基础，而两人始终处于不同的战区，缺乏共同的战斗经历，自然难以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关系。
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，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。此时的邓小平与林彪，都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，却依旧缺乏直接接触的机会，彼此的“陌生感”不仅没有消散，反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变化中，逐渐演变成疏离与对立。
建国初期，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区政治委员，主持西南地区的各项工作。当时的西南地区，刚刚解放，局势复杂，匪患猖獗，经济落后，民生凋敝。邓小平上任后，迅速投入到剿匪、土改、恢复生产、稳定社会秩序等工作中，他坚持务实作风，深入基层，了解民情，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，逐步稳定了西南地区的局势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在西南局工作期间，邓小平的务实精神和领导才能得到了充分体现，也赢得了西南地区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。
而林彪则因长期作战积劳成疾，身体状况一直不佳。早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就因长期劳累和旧伤复发，时常出现头痛、失眠等症状，建国后，这种情况进一步加重。因此，建国初期，林彪多数时间处于半休养状态，先后在青岛、北戴河等地休养，很少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，也很少与其他领导人接触。这种长期的休养，使得林彪与中央高层的联系逐渐减少，也让他与邓小平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。
1952年，邓小平奉调回京，担任政务院副总理，随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、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，逐渐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，参与国家重大决策。而林彪直到1954年才正式回到北京，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，重新参与中央工作。此时的两人，虽然都在中央任职，却依旧没有太多交集，工作上的接触也仅限于一些正式会议，私下里几乎没有往来。
两人关系真正出现转折，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。此时，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，权力格局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，各种政治思潮交织，社会秩序逐渐动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邓小平与林彪的政治主张和行事风格，出现了明显的分歧，这种分歧逐渐演变成公开的疏离与对立。
邓小平始终坚持务实路线，强调恢复生产、稳定社会秩序，注重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。在60年代初，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困难，邓小平积极参与制定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主张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反对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，着力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。他的这些主张，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，却也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，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。
而林彪则在这一时期，逐渐在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。他凭借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赫赫战功和在军队中的影响力，借助特殊时期的政治风潮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。林彪注重政治宣传，提出了一系列极端化的政治口号，强调“政治挂帅”，忽视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，与邓小平的务实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军队建设上，林彪强调“突出政治”，忽视军事训练和战斗力提升，这也与邓小平注重军队实战能力建设的理念存在很大分歧。
据一些史料回忆，邓小平很早就对林彪的政治动向保持警惕。他深知林彪的性格和政治野心，也清楚林彪的一些主张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危害，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，他并未选择公开对抗，而是采取了“冷处理”的方式，在态度上与林彪保持距离，不参与、不附和林彪的一些极端主张，这种“冷处理”本身，就是一种清醒的政治判断，也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表现。
而在林彪眼中，邓小平务实稳健、影响力深厚，在干部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望，且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不依附于任何人，这样的邓小平，无疑成为了他政治崛起路上的潜在阻碍。因此，林彪对邓小平也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排斥，两人之间的对立情绪，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显。
这种微妙的对立，很快就被毛泽东察觉。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，毛泽东并不希望自己的两位重要干将之间出现裂痕，更不希望这种对立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。因此，在1966年前后，毛泽东曾有意安排邓小平与林彪会面，希望两人能够放下分歧，缓和关系，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。
这次会面安排在中南海，毛泽东亲自在场，希望能够从中调解。然而，由于两人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实在难以弥合，谈话最终不欢而散。邓小平坚持自己的务实路线，强调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，反对林彪的极端化政治主张；而林彪则坚持自己的“政治挂帅”理念，指责邓小平的主张“偏离了政治方向”。两人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这次会面不仅没有缓和两人的关系，反而让彼此的对立更加公开化，从此，两人的关系基本定格为“各走各路”，很少再有任何形式的接触。
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，使矛盾迅速激化。在特殊年代中，邓小平被打倒，下放地方劳动，经历人生低谷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林彪及其集团对邓的批判与打击，起到了重要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一时间，昔日的中央核心人物被彻底边缘化。
但历史的走向，往往出人意料。
1971年发生的“九一三事件”，成为新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。林彪在出逃途中坠机身亡，这一事件不仅震动全国，也彻底改变了权力格局。
据回忆，当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曾感慨地说出一句极具分量的话：“此人不亡，天理难容。”这既是对其政治行为的强烈否定，也反映出长期积累的矛盾与不满。
然而，真正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这句情绪化的评价，而是邓小平在随后历史评价中的态度转变。
在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，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林彪的批判浪潮。舆论几乎一边倒，倾向于彻底否定其一生。然而，邓小平却在关键时刻提出不同意见。
他明确指出：“这个人是有本事的。”
这句话，看似简单，却意味深长。它并非为其错误开脱，而是在强调一种更为理性的历史观——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严重错误，就全盘抹杀其历史贡献。
事实上，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。从平型关大捷，到辽沈战役中的关键决策，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，堪称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之一。正如一些史学评价所言：“其用兵之谨慎与精准，在同时代将领中颇为突出。”
不仅是邓小平，陈云也在后来明确提出，应当“历史地看问题”，承认其过往功绩。这种态度，在当时并不容易，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与历史担当。
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评价方式，实际上为后来中国对历史人物的整体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——功过分开、实事求是。
正如古人所言：“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既不能因功掩过，也不能因过废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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